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禹的父亲鲧在治水过程中失败后，帝舜决定派遣大禹继续接管治水的任务。同时，他还任命了伯益和后稷为辅佐者，其中周人始祖后稷负责提供后勤保障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帮助大禹最终成功治水。然而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后稷似乎生活在陕北、陕西西部，甚至甘肃一带，这些地方距离中原较为遥远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会不远千里来到中原辅佐大禹治水呢？
山西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，这不仅揭开了周人起源的谜团，还揭示了帝尧后代的悲惨结局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提到“尧都也，在平河之阳”，即今天的晋南临汾盆地一带，丹朱作为尧的传说之子，最初的居住地应当是在“尧都平阳”附近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山西临汾襄汾县汾河岸边的临汾盆地，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“陶寺遗址”，并经过多方考证，普遍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“帝尧之都”。
然而，陶寺遗址的晚期，即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，却存在两个极为反常的现象。首先，遗址内有大量暴力屠杀、女性受害、疯狂毁墓等极端事件发生，且临汾下靳墓地、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几乎被全部摧毁。这些显然是外来侵略者的暴行。其次，锶同位素研究表明，陶寺遗址晚期的外来人口占比超过了70%。显然，这背后曾发生过一场部落间的残酷战争，陶寺部落在战争中战败，大部分人被杀害或沦为奴隶，而战胜者则迁移了大量外来人口。
展开剩余74%但问题在于，这一切的暴力背后究竟是谁导致的呢？现代考古研究已找到了答案：正是“老虎山文化”的先民。在1980年，考古学家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发现了老虎山遗址，这里出土了独特的双鋬鬲、细石器镞和卜骨等文化遗物。随后，考古学家在陕北、内蒙古中南部、山西中北部、河北西北部等地也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迹，这一文化便被学术界命名为“老虎山文化”。
大约4100年前，北方的气候变得干冷，尤其是内蒙古的岱海地区，老虎山文化的聚落突然消失，而与此同时，黄河中下游地区却开始出现了老虎山文化的痕迹。这一变化表明，老虎山文化的居民开始向南扩展。陶寺遗址的剧变发生在这一时期，原本没有双鋬鬲的陶寺遗址，突然大量出现了这种器物，这意味着陶寺遗址被老虎山文化的部落攻占，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。通过对考古细节的比对，学者们发现，陶寺遗址晚期的文化与山西中北部的忻州游邀遗址文化非常相似，这表明老虎山文化中的忻州游邀部落击败了陶寺的原住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陶寺文化和老虎山文化，实际上都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分支，它们都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的，属于“华夏联盟”的一部分。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，王湾三期遗址可能是大禹部落的故址，而北豳地区则是周人祖先公刘的落脚地。周人的迁徙路线由此得以揭示，最终古公亶父从豳地迁徙到岐山周原。
那么，老虎山文化是否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呢？《古本竹书纪年》提到“后稷放帝朱于丹水”，即“稷放丹朱”，这个记载正是指后稷占领陶寺遗址的事件。帝尧的儿子丹朱，天然是尧都陶寺的继承人，但他被后稷“放”于丹水（即豫西南地区），这一行为显示后稷已经占领了陶寺遗址。
因此，可以推测，周人始祖后稷的起源地应位于忻州游邀遗址，即山西中北部地区。大约在4100年前，干冷的气候促使后稷部落南下，并攻占了帝尧的故都陶寺遗址，成功驱逐了丹朱。周人随即在陶寺定居，而这一事件正是“稷放丹朱”的历史背景。
这个事件的发生，似乎与大禹征三苗的时机巧妙重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禹与后稷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深层次的联系，甚至可能是事先的某种约定。由于后稷占领陶寺遗址离洛阳（大禹的势力中心）不远，因此双方的沟通和合作相对容易，后稷才能够辅佐大禹治水，并参与“禹征三苗”的行动。如果后稷部落真的位于陕西西部或甘肃等偏远地区，他们就很难参与到中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了。
陶寺遗址的文化延续了300年，但在距今约3800年时，突然消失，周人开始向西北迁移。《国语·周语》记载了后稷早期的历史，提到周人曾为夏朝的臣民，并在夏朝衰落后，“自窜于戎狄之间”。这种迁徙，或许正是周人不窋部落西迁的根源。
数百年后，商朝灭亡，周朝的建立为周人开创了新纪元，古公亶父的迁岐定居标志着周朝基业的奠定。周人一度自称“我有夏”，以此表达他们对夏朝的继承和对夏文化的尊崇，并以此强调自己并非“蛮夷”。这也表明，周人在陶寺时期与夏人之间有过深厚的合作与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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